灵魂上有这么多“人我所加的伤”的鲁迅，对待受伤的自己的态度和对待受伤的别人的态度完全一样，就是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既同情被侮辱被损害者的悲苦，又极其不满乃至憎恶他们的不敢抗争。他希望年轻人能够成为敢于并善于向“无物之阵”宣战的“这样的战士”，看透“造化的把戏”，“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做“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从而“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
但事实并不如他希望的那样。要使中国人身上不再有“人我所加的伤”，谈何容易！最大的障碍就是怯懦，既不敢反抗加害于己的人，也不敢反抗自己的怯懦。横逆之来，只知道默而受之，还有一个“制胜”的法宝，就是遗忘。“"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愤言而已，决心实行的不多见”，常见的，倒是劝人们不要复仇的“恕道”。
鲁迅自己作为一个觉醒了的人，态度非常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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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我的性质特别坏，还是脱不出往昔的环境的影响之故，我总觉得复仇是不足为奇的，虽然也并不想诬无抵抗主义者为无人格。但有时想：报复，谁来裁判，怎能公平呢？便又立刻自答：自己裁判，自己执行；既没有上帝来主持，人便不妨以目偿头，也不妨以头偿目。有时也觉得宽恕是美德，但立刻也疑心这话是怯汉所发明，因为他没有报复的勇气；或者倒是卑怯的坏人所创造，因为他贻害于人而怕人来报复，便骗以宽恕的美名。（《坟·杂忆》）
在没有上帝主持的情况下，以人自己的良心和力量逼问出一个绝对的是非，并以这个是非判断做标准，自己裁判，自己执行：这就是所谓“鲁迅精神”了，而表现这一精神最为彻底的，就是《铸剑》中黑色人与眉间尺的慷慨复仇，与仇敌共赴一死。
死是彻底的复仇：既永远地报复了仇敌的强暴，也永远地惩罚了自己的怯懦。只有这样的复仇与死，才能最终走出历史退化的定命。
“死”是无“名”的，它超脱了一切“名”。这样的无名状态，便是黑衣人所希望的“干净”。鲁迅说，“孔子之徒为儒，墨子之徒为侠。"儒者，柔也’，当然不会危险的。惟侠老实，所以墨者的末流，至于以"死’为终极的目的。”如果一定要给黑衣人一个“名”，那么，就其身份和精神气质而言，他应该就属于鲁迅所说的“以"死’为终极的目的”的“真老实”的“侠”吧。（《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在《故事新编》中，作者唯一没有流露历史退化论之颓丧情绪的，就是这篇《铸剑》了。
五、“两个仇人”
《铸剑》发表于1927年4月25日、5月10日《莽原》半月刊二卷第八、九两期，原题《眉间尺》，1932年编入《自选集》时，改为《铸剑》。1935年底，鲁迅将《铸剑》编入《故事新编》时，在篇末注明是写于1926年10月，《序言》里也说“但刚写了《奔月》和《铸剑》——发表时题为《眉间尺》，——我便奔向广州”。这个写作日期是事后追记，据《鲁迅日记》，“写完《眉间赤》”（按即《眉间尺》之误）却是在1927年4月3日。
也许，《铸剑》动笔于1926年10月，而完成于1927年4月3日吧。但为什么鲁迅本人追记，认定是写于1926年10月呢？鲁迅追记的这个时间，和实际完成的时间，对于我们理解《铸剑》的创作背景与意图，是有帮助的。
先看追记的时间。1926年10月，鲁迅在厦门。他本来在北京的教育部做官，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之后成了名作家，兼任几个学校的教师，收入可观，应该很安逸了。但鲁迅在北京的实际生活并不顺利，更谈不上幸福。首先，他和由母亲一手包办的毫无爱情甚至互相不说话的妻子朱安生活在一个屋檐下，每天都要忍受名存实亡的婚姻的苦楚。家庭危机的另一面，是“兄弟怡怡”的周作人突然于1923年7月在日本妻子羽太信子挑唆下，与鲁迅绝交，甚至大打出手，以至于鲁迅不得不搬出和周作人及母亲合住的寓所，另觅居处。这件事对鲁迅身心两面的伤害非常之大。其次，从1925年5月开始，由于公开支持兼职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的抗议风潮，鲁迅得罪校长杨荫榆及其支持者教育总长章士钊、教授和随笔家陈西滢，受到陈的猛烈攻击，并一度被章撤职。鲁迅一面和代表当局的总长打官司，一面和陈以及同情陈的一大批有相同的欧美留学经历的“正人君子”们打笔战。结果，是鲁迅与北京知识界主流决裂。尽管他的杂文所向披靡，和章士钊的官司也以胜诉而结束，但到处“碰壁”的他已经身心交瘁。就在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尚未平息的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执政府枪杀了抗议列强干涉中国内政的北京市民和学生，死四十七人，伤一百五十余人，其中就有女子师范大学学生两名。鲁迅震怒，数日不食，连续写下《无花的蔷薇之二》、《“死地”》、《可惨与可笑》、《记念刘和珍君》、《空谈》等沉痛怀念死者而猛烈抨击政府及为政府辩护的知识界人士的杂文，因此获罪当局，不得不离家避难十数日。内外交困中，鲁迅终于决定离开北京。1926年8月26日，他与许广平离京南下，经天津、南京，在上海暂时分手，许去广州，鲁迅一人赴厦门大学之聘，9月4日抵厦门，在那里工作到1927年1月，再赴广州中山大学任教。1926年10月，鲁迅在并不平静的厦门大学，“对着大海，翻着古书，四近无生人气，心里空空洞洞”（《故事新编·序言》），处于这种心境中，他陆续编辑了《坟》和《华盖集续编》，收入前一年编《华盖集》时没有收入的四处“碰壁”、运交华盖、和最近的敌人肉搏的文字，又一次体味到“浓黑的悲凉”，并在这种体味中一面抚摩创伤，一面大叫复仇。他之所以将《铸剑》的写作日期追记为1926年10月，因为在这个月份，他的心境和《铸剑》的主题非常吻合，也可以说，《铸剑》就是鲁迅当时心境的流露。所以，我们看到黑色人的形象酷似鲁迅（在《孤独者》中鲁迅也用同样的方式将自己的形象投射到魏连殳身上），他的名字“宴之敖者”也是鲁迅1924年写《〈俟堂专文杂集〉题记》时的署名（意即“我是被家中的日本女人赶出来的”），就不觉得奇怪了。
《铸剑》实际完成于1927年4月3日，这个时间又意味着什么呢？
原来，从1925年3月11日开始，许广平主动以学生的身份与鲁迅通信，不久两人相爱，一同告别北京南下，相约分头工作两年，再定将来，而主要的理由，则是鲁迅一直无法克服自己的顾虑。但到1927年初，鲁迅终于摆脱了犹豫，明确表示与许广平结合的决心，在这过程中，许的大胆、率真、执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一场恋爱，不仅顶住了社会的压力，荡尽了各自心中的鬼影，也检阅、磨练和升华了两人同心合意的精神契约，其意义，也是向着“非人间”的社会的一种“复仇”。
作为比较，不妨将《铸剑》和《伤逝》合看。《铸剑》写两个原本陌生的“仇人”从短暂的隔膜迅速变得心心相印，相互信任，生死与共，一同向社会强权实施快意的复仇，而《伤逝》则写两个人“爱人”，一开始向社会强权同心合意地宣战，各自交出对方，后来却由于软弱而彼此猜忌，终于分离，非但未能向社会复仇，反而一个做了强权社会的牺牲，一个则在“悲哀”和“悔恨”中度日。如果说从《铸剑》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和许广平由试探、犹豫到成功地结合的喜悦，那么《伤逝》则传递了一种从开始的相爱到后来无可奈何的“不爱”的悲哀。两相对照，确实十分明显。
郜元宝著《鲁迅精读》（第二版）